的一户农民。
当时,古丽拿着钱,走到村口的老槐树下的时候,放了个屁,她咯咯地笑了,笑着笑着又哭了。
她返回那户人家,老实巴交的买主——那个家徒四壁的农民——问她怎么又回来了。她说:“舍不得孩子,我再和孩子说几句话。”她把巴郎搂在怀里,在他耳边悄悄说:“十天之后,你从他家偷偷跑出来,我在村口的那大槐树下等你,我再把你接走,记住了吗?”
巴郎若有所悟地点点头。
这种使人人财两空的把戏她只玩过三次。第二次,她把巴郎卖到了贵州,几天后她带着巴郎逃跑的时候,一整个村子的人都打着火把在后面追她。第三次,她把巴郎卖给了华城的一个老汉,老汉叫阿帕尔,乞讨为生。
这里要简单说明一下,在华城、深圳等发达城市,都有一大批职业乞丐,以深圳、上海宾馆公共汽车站附近的乞丐为例,几位来自河南的叫花子只要看到交通灯变成红灯,就会喊一声:“灯红啦,快上!狠要,灯一绿就没有啦!”他们向等候红灯的车辆不停作揖讨钱,他们每个人一天的收入在70元左右,一月2000元。这个数字对农民来说是很诱人的,所以不断地有人加入这个群体,有的一家几口人共同出来乞讨,甚至有一整个村子的村民结队乞讨。
阿帕尔就是一个职业乞丐。
最初他拄着一根木棍,端着破茶缸,走街串巷,收入甚微。后来他从家乡带来一个残疾儿童,一个嘴歪眼斜流口水的女婴,每天就是坐在幼儿园门口。幼儿园门口确实是最佳乞讨的所在,接送孩子的家长很容易将对自己孩子的爱转化成对这“爷孙俩”的同情。
1999年,也就是菊花一元硬币发行的那一年,阿帕尔每个月都要去银行兑换两箱子硬币。一箱子一元的,崭新锃亮,每一枚硬币上都有一朵菊花;一箱子五毛的,黄灿灿的,散发着金子似的光芒。
2000年4月,他的摇钱树——病婴死掉了。9月下旬,古丽将巴郎以4000元价格卖给了他,他对巴郎感到失望,因为巴郎太健康了,年龄也有点大,他向古丽表示愿意出高价买一个4岁以下的孩子。10月6日,古丽将一个哭哭啼啼的孩子带来了。
在阿帕尔的住所,华城天河区的一个出租屋里,他和古丽有过这样一段对话:
阿帕尔摇着头说:“这孩子我不能收。”
古丽问:“为什么?”
阿帕尔说:“他穿得太干净了,你看看,这衣服,这鞋子,这胳膊和手都太嫩了,你从哪儿偷来的?孩子父母还不找疯了,他们会找上来的,会打死我。”
古丽两手做一个掰东西的手势:“你可以弄残他。”
阿帕尔说:“丧天良的事,不能干。”
古丽说:“你心眼不坏。”
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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