就归了我鞑清国库，而官员们的收入也因此减少。

　　怎么办？当然是羊毛出在羊身上，在货税里再加一项“缴送”就完美的解决了问题。

　　缴送更狠，大约相当于总货价的10%。

　　我们以一万两的大船计算，华人或者洋人需要缴纳的总税款为1200（船钞）+1950（官礼）+390（正税）+600（陋规）+1000（缴送）=5140两，税率为%。

　　当然，全部这么计算并不科学，因为还有小船的船钞比较少，运的货物少，货物总价也就比较低，但查遍各种文献资料，我们得出结论为海关税率45%——55%之间。

　　这还只是海关，货物流通到内地之后还有常关，就算华人代理商代理货物的出售，但以此为基础的运费、仓库储存费，还有常关税也会转移到洋商头上。

　　而这些所谓的税收，其中有一半流入了地方官员的腰包，三成多流入了鞑清皇室的内务府，只有一成多进入鞑清国库，直到乾隆五十九年，海关缴送到国库收入都只有可怜巴巴的400万两。

　　再加上钱聋二十四年时颁布的对于外国人的管理规定，也确实有够操蛋的：

　　外国女人不准来广州；外国人不许坐轿、不许买中国书、不许学习汉语；每个月只许进城3次，每次不超过10个人，并且有十三行的中国人员随时跟从；商船卸完货赶紧走，不许在广州逗留。

　　我鞑清对于洋人的防范是发自于内心的，而内心的惶恐和不安也是由衷的。

　　也难怪这些西夷们会感到委屈。

　　搞清楚了这其中的误会之后，朱劲松却是脸色不变，理不直气也壮地对柯志明吩咐道：“那就见一见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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